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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就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故而，当国民所享有的自然资源物权受到侵犯时，制度性保障主张赋予国民充分的诉讼权以救济其权利。
选出或者罢免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是权力重组后析出，相对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监察权。
近代宪法诞生以来，为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实践中主要发展出三种方式，即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惯例。我国宪法重视监督，规定的各类监督构成一个监督体系。有人认为，以人大为监督对象的监督，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体制。为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必须作出必要而适当的回应。把监察职能从政府内部独立出来，组建专责监督的监察委员会，从外部对公职人员进行超然、中立、公正的监督，是此次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3]代议制可以简单归纳为：一切权力集中于代议机关，人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代议机关产生并受其监督，由此形成一个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闭合环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参见韩大元主编：《新中国宪法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21页。例如，美国法院最初解决信息隐私侵权案件时，常常根据隐私侵权法中他人对其已被公开的信息不享有隐私权的传统观念，认为许多汇编的个人信息已属于公共领域，已暴露在公众视野下或是已为他所知悉，而拒绝对个人提供司法保护。
在这份判决中，最高法院宣称，本院并非不知道（搜集个人信息）这种对隐私的威胁存在于电脑数据库或者其他政府文件日益积累的个人信息之中……而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就必然造成个人的难堪或伤害。[35]因此，尽管宪法隐私权概念在美国法中大放异彩，但从教义学角度而言，却是零散繁杂和缺乏内在一致性的碎片集合。[31] Time v. Hill, 385 U.S.at 387-388.转引自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在本案中，议会通过《人口调查法》对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予以限制，这一点并未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但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同样申明，这类法律授权必须遵从法治国原则，且具备清楚构架以避免因过于模糊而违宪，考虑到国家在使用自动数据处理中所涉及的危险，立法应以此前任何时期都更有责任去采纳组织和程序措施，以保护个人免受对其人格自由开展的侵犯。
该法还授权将这些统计数据移交于地方政府，以帮助其进行区域规划、调查、环境保护和选区划分等事物。国家强迫（个人）提供涉及人身之资料，是以立法者于特定范围内且详尽确定使用目的，并且该资料对该目的而言是适合且必须为前提的。
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的权重失衡，提示我们未来在公法领域，对信息权保障的立法和理论研究应渐次实现从信息公开向信息保护的风向流转，对公民信息的公法保护阙如也应慢慢被补强。因反对政府无端干预公民私人生活，最高法院最终宣告了康州法律违宪。第五、质询评价权，即对个人的评价完全是基于个人信息处理的结果时，可以不受约束地对评价进行质询。对此，德国法同样发展出精细化的制度规则。
信息保护的需求不仅催生了大量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同样扩张了信息权的保护领域。这一认知决定了在德国宪法下任何基本权利都并非绝对，也都因此具有内在的可限性[42]。这项原则来自基本权利的特殊属性，且被提高至宪法规范的高度。因此，选择先以隐私信息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点，再将累积的有益经验逐渐拓展至所有的个人信息，是更为适宜稳妥的制度展开路径。
在阐释了对个人信息自决保护的必要性后，联邦宪法法院在该份判决中申明，信息自决权利并非无限。鉴于传统隐私侵权法对于信息隐私保护的局限，美国于1974年颁布《隐私法》。
第二、这些限制手段和方式对于该目的的达成必须是必要的，即国家所采用的手段应当是可实现预期目的的手段中最温和、侵害最小的。受美国法的深刻影响，私法领域对信息保护的讨论主要在隐私权的范畴下展开。
其次，国家对信息的使用同样受上述目的的限制，国家不得将所搜集之信息作法定目的外之使用。尽管随着私人机构对个人数据处理的增多，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渐次覆盖至市场主体，但如何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数据处理行为，仍旧是这些典型国家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主题。即使个人信息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并非纯粹与个人相关。要求以真实姓名从事各种活动的实名制，目前更城为我国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首要良方。[50]当然，干预公民信息自决权的机关不同，干预的理由不同，宪法所允许的干预空间也不尽相同。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同样指出，在制定这些法律时，议会还必须遵从比例原则。
而且，相比私人对个人信息的非法侵扰，来自国家的不当干预更难令人觉察，也更难予以抵御。但相较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而获得广泛落实的知情权，公民的信息自决和信息保护无论是研究或是立法在我国都处于萌发阶段：不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学理探讨明显较少，有关信息保护的制度实践同样只见端倪。
泄漏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义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正如隐私信息是公民信息中最敏感核心的部分，我们对公民信息的普遍广泛的公法保护也可以首先起步于对隐私的保护，但未来却并不止步于隐私。
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出发，各种场合的实名制要求，本质上就是对个人身份识别数据的采集、比对、储存和处理的过程。据此，信息自决权被合逻辑地导出，而上述论断也自此成为有关信息自决权的经典概念阐释。
公民在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须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未实名登记的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移动通讯服务。这份指令与欧盟2002年的《关于电子通信领域个人数据处理和隐私保护的指令》以及2006年的《关于保留公用电子通信服务或公共通信网络中处理或生成的数据以及修改指令2002/58/EC的2006/24/EC指令》构成了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的主体。通过获取、汇集和整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种种生活痕迹，数据技术完全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1]，从而使私人图像一览无余地暴露于他人的窥视之下。事实上，因为城市化的疾速发展，为控制社会稳定、打击犯罪、强化治安等目的，我国政府早已开始大量采集公民个人信息，而身份登记、视频监控、实名注册等管理手段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充斥于我们的生活。
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旨在防御他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搜集和滥用。尽管隐私保护与普遍广泛的信息保护之间尚有距离，但如何有效防御他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搜集和滥用，迄今已成为我国私法研究中的重要主题。
[38] 德国于1983年颁布《联邦人口调查法》，规定对德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收集全面数据。但另一方面，对于数据化时代下，个人信息有可能被国家过度攫取、违法披露以及不当使用的风险，无论是我国理论探究还是制度实践都缺乏必要的，与信息公开关注度相称的省察。
彼时人们关注的只是不欲为他人所知的隐私信息的保护，人们也同样认为，隐私保护已足够为自己构筑起阻挡他人和国家窥视和介入的坚固屏障。2.保护对象的广泛与普遍 与美国法上的宪法隐私权不同，德国信息自决权所保护的信息并不仅限于隐私信息，换言之，法律对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并不以该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为前提，即使是已公开的信息或是并不特别关涉私生活秘密的信息，公民同样可诉诸信息自决权获得保护。
而德国在1990年颁布的《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中，同样归纳出了个人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利用这些动态过程下所享有的完整的信息自决权，这些权利具体包含：个人信息告知权、个人信息更正权、个人信息封锁权以及个人信息删除权。但由于理论研究和制度推进的相对滞后，我国此前在公法领域对于公民信息权的保障焦点一直以来都积聚于信息公开，对于公民的个人信息自觉和数据保护关注甚少。综上，基于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般认识，联邦宪法法院尽管强调了信息自决权的保障必要，却反对将这一权利绝对化，认为国家基于迫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样可以对信息自决权予以限制。信息时代下个人生活被广泛干预的极大风险，警醒人们开始注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而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勃兴，也正肇始于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0世纪中期以后。
[49]因此，相比美国法上宪法隐私权的零散混杂，信息自决权显然表现出更高的教义化程度，也更系统完整、清晰周延。[25]上述思维定势使我国许多民法学者在美国法已经普遍承认宪法隐私权时，仍旧坚持捍卫隐私权的私性，甚至主张只要民法隐私权而无需宪法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民事法律完成，将其归结为宪法权利本身并无助于隐私权的全面保护，也无法替代关于隐私权的民法规范[26]。
据此，《隐私法》已不再以保护隐私为限，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诉诸隐私概念或是宪法隐私权概念，确已无法为数据时代下普遍的信息保护需求提供学理支持。正如施密特·阿瑟曼所言，公民信息自决和数据保护要求的提出，是对国家因现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而获得的对个人生活极大监控可能性的回应[6]。
隐私权的支持者尝试将隐私权上升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并赋予其高强度的保护，但一旦被赋予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隐私权就具有了强硬的外壳，政府虽非不能对其予以限制，但限制的要求却异常严格。因此，即使是个人信息，也同样是社会事实的反映，而并非纯粹地与个人相联。